中医药学和西医学都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者认为中西医学双流汇聚是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首先比较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中医学以整体论为主，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源于“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复合医学模式，更多采用经验的积累、类比推理的方式，中药方剂中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以达祛病养生的目的，同时强调整体、强调多因素的相互联系，重“辨证”，治“病的人”，重视整体效果，注重机理解释的哲学思维。

       西医学则以还原论为主，将人体视为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偏向于机械的还原论，强调“物理—化学”反应的生物医学模式，并且强调实验实证，注重分析，多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明显的对抗性，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直接因果考虑，重“看病”，治“人的病”，也重视直接效果，成分、靶点、通路比较明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的医学既治“病的人”，又治“人的病”，能结合起来。

中西医交流源远流长

       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整个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概可以分为原始医学、古代经验医学、近代实验医学，现代医学几个阶段。在600~400万年前，人类诞生早期，先民们就具备了简单的伤口处理等医疗知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是伴随着部落形成和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公元前3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王国，随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黄河流域的古中国、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它们共同隶属于“大河文明”，最早建成现代化的奴隶制国家，也最早形成医学体系。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医学则起源于希腊和罗马，希腊继承了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医学，罗马将其发扬光大。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西欧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阿拉伯医学在此时大放异彩。阿拉伯医学不仅全盘吸收了希腊罗马经典，更将其文化向世界传播，架起了亚欧大陆的交流桥梁。而中国通过佛教东传、经营西域、文化交流、军事扩张等手段，同印度地区、阿拉伯地区、西方国家等进行了大范围内的医学融合，大量的医学经典、药物甚至医生引进中国。

       在前清，学界就开始讨论中西医汇通的问题。实际上，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和当时改良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一脉相承。具体体现在：以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同时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中将中西医汇通学派分为三类：一是开始接受西说诸家，如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二是持汇通说诸家，如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三是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如恽铁樵、陆渊雷等。这当中，我比较熟悉的是王清任先生，他在1831年发表了《医林改错》，当时就做了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解剖学诠释，并且他做的诠释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而且被翻译成很多文字。王清任先生当年就说，他的理论“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虽然王清任接受了西方医学的一些思想，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中医的治疗，他提出的五首逐瘀汤目前仍在临床广泛使用。

       我觉得广西灵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广西灵渠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也就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在中国的统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中西医结合，也可以从灵渠得到启发，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但湘江故道依旧，灵渠蜿蜒曲折。新的事物在发展，过去的事物仍照常进行。

       笔者认为，现代系统生物医学建立以后，中医一切照旧。就像湘江故道依旧，灵渠蜿蜒曲折。当然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医和西医，谁是湘江谁是漓江？谁有水谁就是湘江，比如说中医疗效非常好，有水，就是湘江。西医分析得很好，那么这两股水都流到一起了，就都是湘江。灵渠的大智慧就是所有的都不动，建一个新的，把两个系统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以后形成的结果、产生的水流的趋势也是原来没有的，它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原来的体系所不可能产生的。

中西科学家预言警醒

       其实很多大科学家已经关注了如何开展中西医结合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指向得非常明确。在《论人体科学》中，他指出：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宏观的、整体的理论，它没有分析，没有深入到人体的结构，各部位，细胞和细胞以下，所以它的优点是整体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因为它仅仅有整体，就整体论整体。西医源起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可见钱学森先生说的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会卓有成效。

       不仅钱学森先生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西方研究生物物理的普利高津也明确指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并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系统医学将开创未来

       当今，全球面临老龄化问题。衰老涉及诸多生物学事件的复杂过程。学者提出了衰老的九大特征，包括基因组不稳定、端粒耗损、表观遗传改变、蛋白稳态失衡、能量感受失调、线粒体功能失调、细胞衰老、干细胞耗竭、细胞间交流异常共9个特征，但以往的研究通常针对衰老的某个特征而忽视各个特征之间的联系。同时，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老年科学研究组峰会上提出衰老研究的七大方向，包括应激反应、表观遗传学、炎症、大分子损伤、代谢、蛋白稳态、干细胞与再生，但衰老过程中生物学事件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有待阐明。

       我们课题组提出衰老分成四层。第一层是机体生理功能下降，疾病易感性升高，表现为多种看似相互独立的衰老相关疾病，却未能解释内在联系。这是衰老的最表层。西医疾病是一个一个单独的病，但是我们把它们归类，这就是中医的思想了。衰老的第二层是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主要表现为三种相互关联的病理生理学改变，包括慢性炎症、营养感受异常/代谢紊乱、内分泌功能紊乱等。机体受内外环境的刺激，形成能量过剩，能量过剩促进了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又会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则进一步加重了能量过剩，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现在不少人体内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能改善生活方式，如饮食/能量限制和适量运动，能够广泛影响衰老的第二层，从而促进健康和长寿。这其中，要注意不同程度运动导致应激效果不同，不同个体对于压力反应性不同，因此运动量因人而异，应该适量运动。第三层是细胞功能紊乱引发系统性改变。包括线粒体功能紊乱和氧化应激、蛋白质堆积和内质网应激等等。第四层是生物分子的维持不良，核酸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持续遭受内外损伤，以DNA损伤和蛋白质折叠错误为代表。

       如果我们用中医内因外因观点来分析，第一层生理功能下降，疾病易感性增高则是表象，第二层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可认为是外因，第三层的细胞功能紊乱引发的系统改变和第四层生物分子的维持不良可认为是内因。如果把第三层和第四层看作“命”，似乎难以改变。而第二层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就是“运”，“运”可看作是运气、运动、运作、运筹等，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运”，从而改变“命”。

       慢病的四级预防与中医的“治未病”理论是相通的。现在学界强调四级预防：疾病在危险因素阶段，一级预防就是防危险因素，未病先防，防未病为基础；疾病到了发生发展阶段，二级预防就是防病变形成，已病早治，看小病是关键；疾病发展到了临床事件，三级预防就是防事件发生，既病防变，治大病作保障；到了复发和并发症阶段，四级预防就是愈（瘥）后防复。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贯穿其中。

       那么，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我们概括为“宏微并举、系统把握、多种组学、连接中西”，具体而言，就是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经验与实验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现代系统生物医学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研究生命全过程和疾病全过程，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报）